和我一起从拉萨包车走向阿里的有两个同伴，一路上开着玩笑说我们三人可以组成“党支部”了，于是一个“主席”、一个“书记”领导着我这个小兵，向着我们神往的冈仁波齐神山进发了。

本计划在圣湖边住上一夜，第二天看日出，再沿着湖边徒步，去一个远处的寺庙，和圣湖亲密接触一整天，染后再驱车赶往神山。可是我们的丰田62老吉普不堪几天的颠簸，后轮车轴的螺丝断了两颗，这样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——尽快去神山脚下的塔钦村，找司机张师傅的朋友帮忙修理。经历了几个大泥坑、跨过了几条大水之后，但我们终于抵达神山塔钦，可怜的老丰田螺丝又断一颗。当务之急是修车，车修好之前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。

等待送给我们一个实现愿望的美好机会。转山去吧！“主席”和“书记” 终于被我说动心了，决心跟着转山藏民和尼泊尔、印度等多国信徒的队伍考验一把自己意志。在海拔4200米的地方夜晚是寒冷的，我们吃了一顿比较地道的四川菜后，早早钻进被子，养精蓄锐，准备为神山的怀抱接纳。

神山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的主峰，海拔6638米，梵语称之为“湿婆）的天堂”，藏语意为“神灵之山”。冈仁波齐至今仍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处女峰，经常被白云缭绕，很难目睹其真容，峰顶终年积雪，威凛万峰之上，极具视觉和心灵震撼力。每年来自印度、尼泊尔、不丹以及我国各大藏区的朝圣队伍们络绎不绝，为了表示尊敬，多数来到神山的游客都会转山。每逢藏历马年，转山的朝圣者最多，因为据说佛祖释迦牟尼的生肖属马，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其他年份转山13圈，最为灵验，也最积功德。

因为携带了摄影器材，加上睡袋、帐篷等装备，背到身上试了试，实在有点重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在4200-4800米以上的海拔徒步，还要在一天之内上升900米的高度，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不敢太有信心。于是我们三人找了两个藏族小伙子做背夫，给自己完成转山的保证，也给他们一个打工赚钱的机会。还没走出去半个小时，一个背夫就走不动了，原来他前一天晚上得了感冒，体力下降得厉害，结果，沉重的摄影包又回到了我们自己身上。另一个背夫叫乌拉，尽管不会说一句汉语，却是个老实肯干的好人。

开始的2个小时很轻松，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乌拉，也没觉得太费劲，可是随着高度的不断攀升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脚步越来越缓慢，摄影包也沉重起来，压得肩膀隐隐做痛。当我们走到接近雪线的时候，体力消耗已经比较大了。第一次离雪山如此之近，好象只要伸出手来往上跳一跳就可以抓到雪了！“主席”开玩笑说：“我们飞奔五分钟就到雪线啦！”但是不要说飞奔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在4800米的海拔，穿着羽绒服，裹着围巾，戴着帽子和手套，背着相机，拄着拐杖，想象一下是什么形象！雪粒夹在风里抽将过来，脸上被打得生疼。高原上严重缺氧，我默默计算着，每走100步、50步、20步，甚至10步，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

带着强烈而巨大的心愿，沿着一条相对固定、充满神迹启示的圣路，向一个公认的圣地进发，这便是朝圣之举。笃信佛教的藏族人坚信：朝圣能洗涤前世今生的罪孽，增添无穷的功德，并最终脱出轮回，荣登极乐。因此，总是有数不尽的藏族人，以独有的磕长头方式向圣地跋涉。见到第一位磕等身长头的是个藏族装束的妇女，她穿着厚厚的棉衣，从前胸到膝盖以下系着厚牛皮做的围裙，头上裹着围巾，两手各戴一只棉拖鞋，她准备用20多天完成转山。在巨大的雪山背景下，她的红头巾不断地起落，一次次匍匐、一次次地起身。看着，眼泪流下来，不知是感动于她的精神，还是这自然背景与人类宗教的完美匹配。

朝圣就是血肉之躯历经千辛万苦，跨越真正的时空，用心灵的虔诚得到精神升华。对于一个信徒而言，朝圣之旅是以一生的时间去认真对待的神圣之举，它超出“苦行”意义之上，将个体生命推向极致。

晚上六点钟终于到达了当天的宿营地，所谓营地就是一排破旧的小砖房，和两顶很大的帐篷。我们到达的时间有点晚，砖房里的床位都已经满了，在几乎零下的气温下，我们无法睡在带来的普通帐篷里，睡袋的温度也只有零上10度。很可能我们就要和几十和藏族老乡挤在大帐篷里，度过艰难的一夜了，幸好负责管理营地的人想多收一点住宿费，就答应把最尽头的一间小仓库租给我们住。虽然只有铺在泥土地上的几张木板和几床充满酥油味的破被子，但好歹有个可以遮风避雨的窝了！
    就着滚烫的酥油茶吃了压缩饼干，在只有木板的仓库房里合衣钻进睡袋，郑钧的CD陪伴我断断续续的睡眠。
    第二天早上六点就醒来了，吃过营地提供的方便面，开始了更艰难的路程。一上来，神山就给我们个下马威，基本都是上坡，而且坡度骤然变陡。到达最高点前的最后一个小时，同伴和向导都与我拉开了距离，我孤独地走在转山的人中间，可是根本来不及也没心思感受孤独，我能感受到的只有累！山路似乎没有尽头，刚翻过一个山坡，前面又有更高的山坡，仿佛神山是在天的后面。开始我还默数着步数，每走50步就停下来休息半分钟，可是到后来，我连这个节奏也难于掌握了。看着我气喘如牛的不堪状，一个14、5岁的藏族小男孩主动走过来，说可以帮我背相机包，我根本顾不上丢脸这回事了，无限感激地把背包转移到他的身上。男孩就那样默默无语地陪着我一起走，他不会说汉语，但用脸上的笑容和我对话。
    终于，当我登上5650米的最高垭口，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同伴和背夫一起跑过来向我祝贺，我们在经幡下紧紧拥抱着。看着眼前巨型的经幡和朝圣的人流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。直到到达山顶，看到主席和书记的红红的面颊，我才知道高海拔的阳光有多强烈。虽然我一路上戴着帽子和围巾，脸还是被严重地晒伤了，因为寒冷，我一路上都没有感觉到太阳的存在似的。

从垭口下降是一段最危险的路，雪已经被踩成又硬又滑的冰面。我的平衡能力比较差，从来下山都是小心谨慎，加上冰雪路面，更走得我心惊胆战，速度慢如乌龟，动不动就一个趔趄。乌拉看我走的太慢，怕在天黑之前不能回到塔钦，就主动过来领着我下山。他背着大背囊，左手拄着拐杖，右手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一路连走带滑地拖着我往下走。有好几次，我险些摔倒在冰雪覆盖的小路上，都是他死死揪住了我。“主席”说：“乌拉是个好同志！”

雪线以下的路开始变得轻松起来，但20多公里的路途仿佛遥不可及。先是走过类似沼泽的一段草原，在坑坑洼洼的草根上跳跃前行，接着就是碎石路面。虽然穿着登山鞋，还是把脚底硌的生疼。最后走上了平缓的山坡，像个正常的山里人那样，踏着夕阳归去。晚上八点，当转过最后一个山口，远方的拉昂错湖水那深邃的蓝呈现在眼前，夕阳照在阿里高原上一片金黄，白色的帐篷里升起袅袅炊烟，回头但见雪山下一条蜿蜒峡谷河水清澈。两天的转山旅途到了此刻，光线、风景、感受共同达到和谐的顶点。走在前面的是一家转山人，父母和五个孩子，在山路上灵巧而快速地前进，他们在夕阳余晖下的背影以动人的姿态进入我的镜头。

最后的5公里路我的腿和脚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，不知道是麻木还是习惯，只知道必须走下去，走回去。终于回到塔钦村的时候，另外一辆车的同伴都跑到村口的河边来迎接我们，一行人直奔那家帐篷里的川菜馆，我奢侈地要了一罐蓝带啤酒。为了感谢乌拉他们一路的辛苦，除了按约定付给工钱外，好好地请他们喝了顿酒，还送给他们很多压缩饼干和军用罐头。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乌拉他们一顿能吃两三块压缩饼干，当时把我惊讶的，我只能吃半块就饱了！对于他们每天酥油糌粑的单调饮食而言，这些可称得上美味了。